在北京怀柔雁栖湖畔的中国科学院大学校园深处，有一座在试验基地旧址基础上改建而成的中国科学院与“两弹一星”纪念馆。那里，曾经是新中国首个火箭研究与试验基地，由于当年高度保密的需要，在地图上甚至找不到它的名字。
穿过展厅里那些泛锈的仪器和泛黄的手稿，人们总会在一个头像前驻足许久。他不仅是“两弹一星”元勋中唯一一位获得“烈士”称号的科学家，也是唯一一位在原子弹、氢弹和人造卫星三个领域都作出关键贡献的功臣。
他叫郭永怀，生于117年前的今天。他的故事，要从对蓝天的向往和对国土的忧患开始讲起。
“在党的旗帜下前进——人民军队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”主题展览上郭永怀（1909-1968）的照片
从“航空梦”到“跨声速”
郭永怀对航天的执着，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。在大学求学时，他曾亲眼目睹日寇军机在华夏大地上肆虐。那种“有空无防”的刺痛，让这个原本学习电机工程的年轻人转投物理和航空。
1940年，他远赴加州理工学院，师从一代宗师冯·卡门。在那个航空科技大爆发的年代，郭永怀和钱学森成了并肩作战的师兄弟。他研究的“跨声速不连续解”，直接触及了当时人类飞行速度的天花板——“声障”。
1955年，郭永怀被康奈尔大学聘为终身教授。但他心里清楚，他在黑板上推演的每一个公式，最终都应该支撑起祖国的蓝天。1956年，为了顺利回国，他亲手烧掉了积累十几年的科研手稿，那种冷静背后的决绝，其实已经预示了他此后的一生：把自己彻底献给国家的绝密事业。
1956年，郭永怀（左一）和夫人李佩（左二）在回国船上
开启中国的空间时代
来到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后，郭永怀立即投入力学学科建设、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事业中。但他的视野并没有局限在实验室里。1958年，在毛主席发出“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”的号召后，中国科学院成立了“581组”，郭永怀出任第一设计院院长。
当时的中国，连像样的汽车都造不出来，研制卫星谈何容易。院党组提出了一套极其务实的方针：“大腿变小腿，卫星变探空”，郭永怀等专家承担了打好高空物理探测基础的重要任务。
在他的领导下，第一设计院的年轻人们在极短的时间内研制出了“T-7M”试验型探空火箭。1960年2月，在上海南汇的简易发射场，这枚液体燃料火箭腾空而起。虽然飞行高度只有4千米，但它却标志着中国正式跨入了空间时代。
后来，郭永怀又带队在安徽广德的“603基地”进行更复杂的发射试验。今天的人们可能很难想象，那位平时西装革履、注重仪表的郭永怀，会和年轻人一起蹲在戈壁滩的帐篷里喝苦咸水，就是为了给未来的卫星找一条最稳妥的“上天之路”。
郭永怀（左）在实验室
为核弹头打造“薄壳结构”
1960年，郭永怀被钱三强“三顾茅庐”请进了核武器研制团队。从此，他的名字从学术期刊上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青海金银滩上一个沉默的身影。
作为一名空气动力学家，郭永怀在核武器研制中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。要让原子弹变成能飞、能投、能打的武器，需要极其精密的结构设计和气动分析，这正是郭永怀的专长领域。
在研制首枚核航弹时，郭永怀敏锐地指出了原始设计的弊端：太重、太笨。他坚持引入飞机制造中的薄壳结构和铝合金框架，要求核弹头必须像“薄皮大馅的饺子”，既要经受住导弹起飞时的剧烈超载，又要扛得住再入大气层时的摩擦高温。
为了这些数据，他频繁奔波于北京、青海和新疆。在巴丹吉林沙漠的试验场，50多岁的他顶着零下20多摄氏度的严寒，亲自观察模型弹的投掷路径。对他来说，每一个气压引信的动作，每一片尾翼的抖动，都关系到国家的安全屏障是否牢固。
1968年12月5日凌晨，他带着热核试验的关键数据从兰州飞回北京汇报。飞机在首都机场降落时失事解体。在那场猛烈的汽油火中，机上人员不幸全部遇难。郭永怀和他的战友们，是在履行最平凡的职责时，把生命燃尽在了终点线前。
就在他牺牲后的第22天，中国第一枚热核导弹试验成功。他生前为之努力的那些数据，最终化成了大漠深处最真实的惊雷。
1964年，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后场区集体照（前排左四为郭永怀）
雁栖湖畔的怀念
今天，当我们走进中国科学院与“两弹一星”纪念馆，站在那些斑驳的墙砖前，仿佛还能感受到那代人科学报国的精神余温。这座纪念馆所在地，正是郭永怀曾多次指导试验的基地遗址。
中国科学院与“两弹一星”纪念馆内陈列着郭永怀使用过的相关物件
郭永怀曾说：“我们这一代人，就是要给国家当铺路石的。”
他这一生，确实像一块坚硬的石头，回国前烧掉手稿，是为了归来；牺牲前奔赴北京，是为了前行。他没有留下奇迹般的公文包，他留下的，是写在中国科学院与“两弹一星”纪念馆基石里的脊梁——在那个一穷二白的年代，中国科学家们用身体和智慧，为后人撑起了一片自由俯瞰星辰的天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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